法官喝酒醉死，陪酒者该当何责？

法官喝酒醉死，陪酒者该当何责？

2010年8月12日，弥勒县人民法院监察室主任张忠翔和法院的几位同事以及县政府的两位公务员私下聚会喝酒后不幸身亡，经法医鉴定，张忠翔系大量饮酒致乙醇中毒并发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死亡。此事件曾在《云南信息报》、《生活新报》、《都市时报》等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

2011年7月28日，该案在泸西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的几个焦点问题发生了极大的争议：

其一、在事实部分，七被告异口同声阐述一个观点：即张忠翔在8月12日中午，也就是与七被告聚会之前就已经醉酒。而在当晚聚餐时，张忠翔仅喝了半杯白酒（约一市两）。这是本案事实当中双方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被告方全部异口同声地坚持这一说法。但是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既无证据证明，又与常识相悖。

如果8月12日的下午张忠翔仅喝了半杯（一市两）酒，那么请问，在8月19日以后昆明医学院的尸检报告当中检出张忠翔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470.5mg/100ml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是在事隔一周后做的检验，那么在8月12日当天，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应该远远高于470.5mg/100ml。

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常识：一是根据现有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以上，就视为醉酒状态；二是根据法医的咨询意见，一个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要达到每450mg/100ml,就足以致人于死地。根据这两个基本常识我们来分析，如果8月12日下午张忠翔只喝了半杯（约一市两）酒，那么显然这半杯酒对于他血液中高浓度的酒精含量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张忠翔在8月12日的中午时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就已经在470.5mg/100ml以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处于严重到足以致死、烂醉如泥的醉酒状态。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他是否还能够正常上班？根据证据显示，其在8月12日的下午，也就是与七被告聚会之前，曾经骑过摩托、正常上班、上班过程中还写了单位的材料，然后与几被告聚餐之前还一起打过牌，据被告的描述，当时张忠翔“牌还打得好，只是出牌的速度稍微慢一点”。试问，一个严重醉酒状态下的人，能否做出上述这一系列的行为？因此，七被告声称在8月12日下午的聚会中张忠翔仅喝了半杯酒，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

其二、七被告声称张忠翔与他们聚会以后，人还是清醒的，而且可以一个人正常行走。几被告劝其回家，他还据理力争不答应，拉他下车他也不下。这样的说法也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

实际上，至少在8月12日聚餐之后，张忠翔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470.5mg/100ml。这已经是一种烂醉如泥人事不省的状态，完全不存在保持清醒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几被告既没有留人对张忠翔进行陪护，也没有送其回家或者通知家属，更没有将之送往医院，甚至于几被告打了四个小时麻将返回时，发现张忠翔在车内身体已经冰凉，人已死亡的情况下，还在讨论去哪儿吃夜宵，根本不在乎张忠翔的死活。这就是几被告人未尽到注意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

其三、是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被告方提到，既然是侵权，就应该符合侵权行为的四个要件，其中之一就是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那么原被告去喝酒，原告是成年人，因喝酒过量而死亡，几被告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违法性？违了什么法？

事实上，只要侵权人的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它就具有违法性。在本案当中，生命权就是法律所保护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无论是《宪法》、《民法通则》还是《侵权责任法》当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几被告的不负责任，不尽义务，导致了张忠翔的死亡，这本身就是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权利。

其次，被告方一直在强调，称其翻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就找不到根据哪一条哪一款他们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法律依据。

此外，张忠翔是成年人，如果他独自喝酒醉死，当然与他人无关，但是由于张忠翔与几被告共同饮酒，由此先前行为决定了凡是参与饮酒的人都被赋予了对醉酒者应尽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要保障同饮者在醉酒状态下的生命财产安全。要么陪护、要么通知家人、要么送医院救治，这就是由于聚餐饮酒这一先前行为而使参与者担负了这样的注意义务。如果参与者不作为，对醉酒者不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就应承担民事责任。这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当中都应该得到遵循的基本原则。

故饮酒者醉死，同饮者如不履行基本义务，理应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