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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有“药”可救(一)

发布时间:2011/8/2 17:02:4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王绍涛 浏览次数:8884

编者按:药家鑫案件尘埃落定,但该案留给我们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作为普通的网民,对网络上的狂躁应该保持怎样的清醒与独立?作为一个刑辩律师,我们应该如何制定辩护的战略与战术?辩方面对如潮的舆论,我们该如何应对?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我们是否应该遵循起码的道德的底线?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于2011711就药家鑫案件进行研讨,下面是王绍涛律师和丁大勇律师的发言

  王绍涛律师:在今年的4月22日,有两个案子同时宣判,一个是李庄案,一个就是药家鑫案。应该说这两个案件都注定要在2011年的中国的法治史上记上一笔。
对李庄案件给予关注的主要是在文化界、媒体以及司法部门,主要是律师。它关系到的是一个司法基本底线的问题,即究竟是按照法律本身的规则来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还是利用权力,随意地构陷、陷害一个公民,或者利用司法权力来打击报复律师,它是关系到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律师的事件,但实质上所关系到的,是一个公民基本的安全感问题。所以其主要关注就集中在文化界和司法部门特别是律师界。
而药家鑫案件,本身是一个对于死刑的适用问题,而对一个人是否应该判处死刑,的的确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法官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在两事件同时发生的时候,司法部门或者说律师阶层对药家鑫事件的关注显然要小于李庄案。但是为什么药家鑫这个案件在普通的民众当中、网民当中、甚至于是在媒体当中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1、药家鑫本身是一名品学兼优、钢琴通过十级的大学三年级学生;2、其杀人行为本身所表现出的不可理喻性。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可能连交通肇事罪都不能构成,但在受害者试图记下车牌号的时候拔刀相向连捅八刀,事件本身确实匪夷所思;3、药家鑫本人那句非常雷人的话语,也就是在问及为什么要杀被害人张妙时,他向媒体表示,那是因为“农民难缠”。这句话和本案当中似是而非的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这样的概念相结合,引爆了民众的仇富、仇官的强烈不满情绪,导致了药家鑫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的一个出口。
目前药家鑫已经被执行死刑,尘埃落定。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药家鑫案件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如果我们就是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该如何来制定辩护的思路或者战略?就药家鑫作案的手段,犯罪的情节而言,判处死刑,应当是罚当其罪,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反过来我们又思考,是不是药家鑫必须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我们辩护律师操作得当,药家鑫是否有一线的生机?那么我们的辩护思路,这种战略应当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我们辩护律师今后面对着同样类型的案件,又应该如何应对?这就是我们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应该对药家鑫案件进行总结、反思的价值所在。
在这个案件中,有学校教育的问题,有投案自首的问题,有给予被害人方赔偿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学校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无论是哪一方面教育的失败,这个都不是法官、司法机关可以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你可以谈这些原因,但是法官不可能从这些教育的失败出发,就可以减轻你作为被告人的罪责。作为自首,当然是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但也不是必然。如果没有深深的忏悔,那么舆论完全可以认为自首是恶意的,无非就是为了逃避罪责、减轻处罚。面对着汹涌的媒体,如果你没有深深的忏悔,自首往往会被作这样的解读。同样,巨额的赔偿如果没有忏悔作为前提,往往会被民众、被媒体解读为你是在用钱来买刑,用钱来买命。所以这个案件中药家鑫的生机,而且是唯一的生机就是:无论药家鑫本人还是药家鑫家属都是真诚地、真心地、彻底地忏悔。
我们把视野再放远一点,在李启铭交通肇事案中,李启铭的父亲李刚面对央视他是在做什么?不管他是不是在作秀,实际上的痛哭流涕的是在做什么?就是在忏悔。我们再看成都孙伟铭醉驾撞人案,一审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孙伟铭死刑,立即执行。二审过程中,被告人家属变卖了家产、房产,倾其所有一百余万元赔偿给了被害人家属,最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面对药家鑫案,我们实际上也完全可以,而且也只能遵循这样的原则,只有面对着全国媒体,面对全体国人进行深深的忏悔,药家鑫本人和其家属才有可能挽回这种不利的局面。事实上药家鑫的父母在死刑复核阶段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多次登门到被害人家进行道歉、忏悔,但是时机不再,大势已去。那么该如何忏悔?忏悔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通过这种深深的忏悔,如果能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当然最好,如果在这一案件中能够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药家鑫这一唯一的救命稻草就算是被抓住了,这样的案件就完全可以不必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即便是药家鑫及其家人遵循这一深深忏悔的原则没有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但至少民众愤怒的声音,媒体的一片杀声就会减弱,起码不至于如此激烈。这种深深的忏悔,就和其投案自首就结合起来。为什么要投案自首?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罪恶,这种深深的悔罪心态驱使了他投案自首,而不仅仅只是想去逃避法律责任,想换取一个较轻的处罚。同时,作出一切可能的民事赔偿。根据资料显示,被害方曾提出五十余万的民事赔偿要求,五十多万的赔偿也不算高。如果药家鑫的家人对所有家产房产进行变卖,亲朋好友进行资助,爽快地赔偿了该笔款项,获得被害方谅解,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的结果将大为改观。哪怕被害方不要赔偿,你真的是把这些钱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到以后,要么交到法院,要么交到公证部门留存,则这种忏悔之意,这种赎罪的心态,就能通过媒体为民众所清晰了解。法院在进行裁判时,在天平上从轻处罚的这一头,就会增加相当的分量。
我们的目标是保住药家鑫的命,所以,无论做什么,无论怎么做,我们的战略就是忏悔,这就是纲,只有抓住这个纲,纲举目张,这些“目”才能起到作用。如果没有深深的忏悔,那么其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会对网民、媒体、民众所误读。确定了这样的战略,也就确定了律师接到此类案件之后的辩护思路。这个辩护思路需要药家鑫本人的高度认同,需要药家鑫家人包括亲属的高度认同,在高度认同的情况下,律师、被告人、被告人家属,完全地、一致地朝着这一战略目标前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做的努力,所做的工作,才会越接近我们的目标。否则战略错误,我们工作做得越多,离我们的目标可能就越远,其起到的作用可能就是相反的。
确定了这样的战略之后,具体在辩护当中如何体现呢?实际上面对如此汹涌的舆论,我们辩护的思路就只有一个——示弱。但示弱并不等于不讲理。有了这样的辩护战略及思路,我们再来看本案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应该汲取。
首先,在一、二审当中,药家鑫的律师提出了一个辩护观点叫“激情杀人”,我们该如何来评判这样的辩护观点?其一、在我们的法律或者法理上,就根本没有对“激情杀人”的准确界定与描述;第二、所谓“激情杀人”根据律师的概述,应该就是临时起意,突然之间因为某事引起反应而作出的杀人行为,也就是没有预谋的杀人。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一定比有预谋杀人的危害性小呢?实际上未必。我曾经在蒙自担任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代理人时,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三个年轻人,深更半夜喝了酒觉得无聊,其中一人提议无聊了出去找个人砍一下,三个人就提着刀到了闹市区,见人就砍。其中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工作一年,获得了很多奖励的大学生,在他们几十公分长开山刀的砍杀之下,顷刻之间就被砍死。当时我就提出,作为被害人而言,这样的死亡给社会带来的恐慌更甚。因为如果是有预谋的,有前因后果的,无论自己处理得如何圆滑,至少有一个由头。你还知道是因为哪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使自己遭致杀身之祸。而像这样突如其来,无厘头的杀身之祸,被害人到死都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毙命。这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给社会造成的恐慌,比那种事出有因,有前因后果的谋杀要大得多,因此其社会危害性也就要大得多。所以说“激情杀人”的危害性比事出有因的杀人危害性要小,这是一个伪命题。你只能说他没有预谋,比那种有预谋的杀人主观恶性上要小一点,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对社会的危害性,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激情杀人”的说法,并不能够证明其社会危害性小。相反,这种“激情杀人”的说法会引起社会的反感,也就是说它不仅不会起到对被告人减轻罪责的效果,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愤。而且你越是强势地提出这一观点,你所激起的社会反感情绪就越是强烈,这就和我们的辩护战略、辩护目标完全地背道而驰。
其次,在药家鑫一案中,律师提到了药家鑫属于“初犯、偶犯”,因此要求法院从轻处罚。在这样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中,我们是否应该提出“初犯、偶犯”这样的辩护观点?首先我们来看,提“初犯、偶犯”是指的犯什么罪?如果所指的是故意杀人初犯、偶犯,那么这种提法是非常荒谬的。这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根本容不得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法院怎么可能因为你是第一次杀人,就对你从轻处罚?当然如果你是不断的杀人,肯定是罪行累累,肯定要严惩;但是我们不可能提出相反的观点说因为我是第一次杀人,是初犯、偶犯就要从轻处罚,这样的提法非常荒谬。因此如果提“初犯、偶犯”指的是故意杀人,那这是极其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初犯、偶犯”指的是以前没有犯过罪,或者说没有前科,那我们只用这样描述就可以了,就是没有前科,以前都是一个品学兼优遵纪守法的公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初犯、偶犯”呢?同时,面对着这么一起严重的、手段残忍的故意杀人案件,我们在法庭上提出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实际上将会激起更大民意的反弹,也就是更大的反感,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法官,都会更加反感。你提的越多这种观点,你的反作用就越大,也就离我们的辩护目标越远。因此,在这样一种重大的刑事犯罪面前,我们是不能够提“初犯、偶犯”这样的概念的。
最后,本案引起全国媒体,全国网民的极大关注,除了案件本身吸引眼球外,被害人的代理人张显在整个过程中无端制造谣言。比如散布药家鑫属于富二代、官二代、军二代,散布司法机关有黑幕,被药家鑫家属收买,百般阻止药家鑫家属与被害人张妙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等(见兰和律师微博及《药家鑫案后记》)。
张显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谣言,煽动并利用善良网民的情绪,而被告人家属一方确一再保持沉默,不作任何回应,这也是辩方最大的失策和失误。在张显已经煽动起全国的媒体的关注,煽动起网民愤怒情绪的情况下,辩方应该“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充分利用媒体,一方面表达被告人一方深深的忏悔,另一方面,一定要旗帜鲜明的,坦诚的戳穿张显的一系列谎言,正确引导舆论,给网民,给社会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空间。而被告人药家鑫家属一方没有在这方面作任何努力,任由被害人代理人张显兴风作浪,将所有的网民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药家鑫被舆论杀死,这当然是张显的无耻,也是共和国法律的悲哀,网民的悲哀,更是药家鑫的悲哀。
当然,作为药家鑫的父母,面对全国舆论的口诛笔伐,他们是无助的,他们是糊涂的,但如果药家鑫的辩护律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将这些战略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这无疑也是律师的悲哀。
至于说如何来进行辩护?战略上——示弱,但是道理又不得不讲,也就是要分析药家鑫为什么要去犯罪?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可能连交通肇事罪都不能构成,但是在那一瞬间,他却采取了拔刀相向、故意杀人的方式,其思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做出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行为,这个我们要进行分析,下面就请丁大勇律师进行分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