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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五十公斤,二审改判保性命

发布时间:2015/5/25 10:54:53来源:作者: 浏览次数:8895

贩卖毒品五十公斤,二审改判保性命

                                  --------- 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 王绍涛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个乡村干部模样的湖南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向我咨询他的一个侄子的案件。他侄子叫伍X,湖南祁阳县人,因涉嫌贩卖、运输毒品二十一公斤,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审判决中,被告人拒不认罪,其辩护人也是作的无罪辩护,对此,我提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证据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为什么在庭审中及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拒不供述、拒不认罪,原因何在?其二是,被告人伍X的律师对被告人是否供述、是否认罪上有何建议,是否将利弊得失进行全面分析?当事人家属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感觉本案并不简单,似乎被告人在故意掩盖一个什么秘密。带着满腹的狐疑,我和助理赴西双版纳看守所进行了第一次会见。

此刻,处于极度恐惧。懊悔中的被告人伍X已经幡然悔悟,原原本本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惊天大秘密:本案涉及的毒品根本就不是仅仅查获的21公斤,而是50公斤!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根本不是到案的三被告,而是还有两位,一位负责在湖南筹集毒资并销售毒品,另一位负责采购毒品。伍X之所以在一审之前拒不认罪,是因为他跟随本案第一被告多年,为他开车,为他打理吃、穿、住,行,而该老板对伍X也是相当不错,从不亏待。因此,当本案案发后,伍X出于报恩心理,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就能帮助老板(第一被告)减轻罪责。谁曾想,第一被告反咬一口,声称在毒资中有60万元是伍X的。一审法院根据第一被告的口供,认定伍X也是本案的主犯,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们仔细记录着伍X的全部陈述,将一审前在公安、检察、法院从未透露的案件真相娓娓道来,倾听他的委屈,他的失望以及对老板反咬一口的愤懑。整整四个多小时的会见,我们制作了将近七千字的《会见笔录》。

回到昆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法律建议书》,我们认为,如本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伍X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势必造成本案重大、绝密情报的泄漏,未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势必闻风而逃,这无疑对进一步侦查、打击毒品犯罪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有鉴于此,本辩护人建议依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直接发回重审。

可能是出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心态,可能是云南的毒品犯罪太多,根本无暇深挖,扩大战果,二审法院并未采纳我们的意见。20141022日,本案二审如期开庭,被告人伍X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并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映证。

两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二审法院的判决,被告人伍X一审的死立刑,改判为死缓刑。当事人家属获此消息,欣喜若狂,连连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

其实,说心里话,律师只是做了一点份内的事,最应该感谢的,是云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们,是他们的理性、睿智和对法律的景仰,对生命的尊重,才有了最终的改判,作为律师,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掩卷深思,本案有两方面是需要探讨、总结和寻味的。

其一、被告人是否认罪、悔罪,由谁说了算?是由被告本人主观臆断,还是应该由律师来判断、建议?

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相当棘手且相当复杂的问题。如果有基本证据的案件,被告人拒不供述、拒不认罪,他就失去了辩解、澄清的机会,一旦有其他证据能证明犯罪,或有其他被告供述犯罪,甚至反咬一口,他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甚至会沦为替罪羊。本案如此,前些年办理的田燕运输毒品案、施绍禹贩卖毒品案莫不如此。

如果案卷中本身就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被告人一旦选择认罪,那么又陷入了“自证其罪”的泥潭,轻则定罪处刑,重则危及生命。

面对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任由被告人自己去决定,去取舍,就如同盲人骑瞎马一样的危险和不负责任。因为被告人本身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更由于其陷囹圄,信息不对称,他根本就不可能作出相对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和判断。就比如专业律师李庄,在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的认罪,也未必是最佳选择而饱受争议,更何况是对法律一窍不通的普通当事人?

因此,我认为,律师有义务,有责任对被告人是否作有罪供述进行决策、判断与分析,并有义务说服被告人及其家属,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配合、支持和肯定。

当然,这就为辩护律师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律师的法律功底,司法实践经验,敏锐的判断力,良好的沟通能力缺一不可。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对被告人贻误终身!

其二、如何看待律师的《会见笔录》?

有律师认为,被告人已经有供述笔录,他也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没有必要制作《会见笔录》;有法官认为,律师制作的《会见笔录》没什么依据,或为什么要收律师制作的《会见笔录》?

其实,《会见笔录》就是被告人的供述,它就是《刑诉法》规定的证据之一,法律并未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只有公安、检察制作的讯问笔录才算,律师制作的《会见笔录》就不算。律师询问所作的《会见笔录》与公安、检察所作的《讯问笔录》目的不同,着重点不同,内容也肯定不同。试想一下,在公安人员讯问时,对被告人所作的无罪、罪轻的辩解、解释、说明,公安人员会作详细、认真的记录吗?显然不会。此外,在法庭庭审中,被告人有机会对无罪、罪轻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吗?法官往往以与案件无关就制止了被告的陈述,使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阐述和说明。

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就是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决定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关键。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人在放松的状态下,就案情的细节,犯罪原因与律师进行畅通无阻的交流,往往对还原事实真相有更大的参考作用。这就是我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真相相差甚远,就会制作详细的《会见笔录》。而此招往往屡试不爽!

谨以此文与同行交流,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当事人名字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附:伍X案辩护词。